是人就该活着，这是我们的生存权
——陕西省秦山源土鸡养殖协会
韩俊在他的《丞需新模式、新消费、新业态来推进农业供给，侧结构性改革》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说：
“我们来看一下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链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格局，在美国消费一美元的食物，它的价值链是怎么样分解的呢”？
农业生产初级产品的环节上占10.4%。
食品加工环节增值占15.3%。
包装环节增值占2.5%。
交通环节增值占3.2%。
批发环节增值占9.1%。
零售环节增值占12.8%。
饮食服务环节增值占32.7%。
能源环节占增值的5.1%。
广告环节占了2.5%。
金融保险占增值的3.1%。
其它环节占增值的3.2%。
总合计100%。因此他得出以下结论：“我们农业品牌的建设，不能光盯着田头，不能光盯着生产环节、它是完整的品牌建设，它是完整的生产链条，这里面的包装、运输、批发、零售、食品、消费、广告等等都离不开……”（以上为原文）。
韩俊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，他的这篇讲话稿，我读了很多遍。的确是结构严谨、气势磅礴、一颗为民操劳的心跃然在字里行间、只是上述的数据，令我困惑不已，我不知道他的依据从哪里来？是否具有广泛性？而总增值的数据又怎样界定？他没说，我也不懂。只好拿我们熟悉的土鸡说说，和大家一起讨论：
我们养一只鸡，从种苗起，饲料、药物、拆损，设备拆旧，场地租赁等其他杂费约为46元，含人工5元/只，（饲养5个月，每人管理3000只）合计51元，大盘鸡约为168元左右，除去辅料部分（约20%）增值约为83元，养殖户的收益应为8元/只以上，但事实上，养殖户增值的部分没见过。只是因为场地，人工是自己的，不计入成本，才有“利润”——就这样的毛利润，也没有8元/只。而其他如白羽等速成鸡，除去成本（不含人工）也不过1——2元/只，然而。一只毛鸡约24元、重六斤、屠宰后约4.5斤，售8元/斤，增值约12元/只，养殖户的收益应在1.2元/只以上才为合理，事实上养殖户投入巨额资金，承担所有的风险，养殖45天以后含人工净收益基本在1.5元/只以下。如果除去人工等其他成本，养殖户拿不到增值部分的一毛钱。然而，所有的养殖风险全部都是养殖户在承担……
算到这里，我也是浑然无措，整个农业生产体系、增值的部分都去哪儿了？
前几天，还看了一篇报道，皖北的桃子，成熟后上市1毛钱一斤卖不出去……那么好的蜜桃1毛钱还卖不出去，这个市场到底怎么了？难道这就是市场新的结果吗？如果按照韩主任的说法，这样的桃子在按零售的3元/斤。那么，不说成本（成本按零计算）他也应该高过3毛钱的价格才对，但事实是1毛钱也卖不出去……
现行的市场体系，农民永远是“市场化”的弃儿，是资本的牺牲品，是机制的陪葬，是被无数“权势”阶层人士彰显自我能力的参照物，是永远被社会“精英”们体恤下情时才被片刻关注的人群。也许有人会说，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，机会对所有的人都是均等的，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，真是这样吗？回答显然是否定的——因为大量的社会资源都被资本和权力所掌握，公平的自由竞争从何谈起！纵然有一、二成功事例，然如凤毛麟角，虽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但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资本和权力的成功相比，要付出的何止千倍、万倍。数以亿计的人群，还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任凭市场和利益集团的宰割。
H7N9被人为夸大后，近千万的养殖户欲哭无泪，然而，新闻中几百万羽的蛋鸡养殖项目却在频频出现——他们正在为普通养殖户离开这个行业后进行布局。
皖北的鲜桃每斤1毛，但资本布局的类似农业项目，依然层出不穷，为什么？因为，他们坚信，当他们的“桃”在跌破成本时，国家会予以“扶持”——不会让他们倒下，而且他们手中的大量社会资源，有助自己建立完善的销售渠道，所以，他们必然能生存，而且能得到很好的发展。
……
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？难道普通民众就没有活路了吗？他们就应该被遗弃、被抛弃吗？打着市场化的名义，却在干着剥夺民众生存的权利，这就是现实社会中的“精英们”苦心积虑的勾当！真正为基层民众生存的人和组织得不到扶持，甚至遭到频频打压，而那些明明在谋一己之利的项目，却能得到扶持，并且大言不惭地登上新闻的头版头条……
人只要生下来，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，就不应该被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利，这是宪法赋予的生存权，然而，现行的经济体制、生存谈何容易？稍有商机的区域，都被冠以市场经济的名义，被资本和权力掠夺，而普通民众何以存？何以生？
农业是聚集中国最多底层民众的地方，稍能运作的项目都被权力和资本结合的实体占有，为此，他们不惜利用“不见血”的流言和造谣予以扼杀，在这期间，媒体和“砖家”为了一点残羹冷炙充当了“帮凶”和“走狗”，听任普通生产者的痛哭和哀号……
马克思说过：“资本的积累，本质上是血淋淋的掠夺！”上学的时候，尚不明白其中的含义，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了；不过，我还是有些困惑：他老人家阐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，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难道原理也都是一样吗？
我困惑，我活该，但我还是希望高高在上的领导们：不要总是套用所谓“美国”的理论，指导我们农业的去向，毕竟它们没有像我们一样，有这么多的“草民”在依靠农业在活着，虽然它们没有资本，但他依然是人，是人就应该有生存的权利。所以，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，就是社会的责任。
是人，就该活着，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利！
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（西安）